</p></span><span style="font-size: 18pt;">《島田開的練習收藏》</span></span></p><p>

現特摘錄袁紅冰《決戰2016》第七章第二節〈中共鐵幕後權力的生死對決—「官二代」升起對習近平大反撲的狼煙〉全文，以饗讀者。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

「逼迫台灣簽訂國家主權的賣身契，乃是由中共極權政治的天性所決定，是一種不可改變的宿命；中共只會由於某些因素推遲逼迫，而不可能放棄逼迫，就像中共不可能放棄否定『主權在民』原則的一黨獨裁一樣───對此，不應當有任何僥倖心理。 —— 袁紅冰」

 

決戰二〇一六：創建《台灣共和國》
——自由台灣的唯一生路

袁紅冰

第七章 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的大預言
——關於“台灣國家正名革命”發生過程的先知先覺

二、中共鐵幕後權力的生死對決
——“官二代”升起對習近平大反撲的狼煙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夜幕低垂之際，中共軍隊北京西山戰略指揮部一間地下會議室裡，習近平召集幾位心腹重臣，開會對一項重大戰略決策作最後的討論。參加會議的計有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上將劉源、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退役的原總政聯絡部部長葉選寧、上將劉亞洲。他們是公認的兼具大智大勇的“太子黨”精英中的精英。

會議已經進行了兩個小時。習近平有些疲倦但卻充滿凝重情感的目光，從與會者臉上緩緩移過，他的心境則如西北黃土高原晚霞覆蓋的荒野，情調悲愴而蒼涼。會議室中的這幾個人，屬於“太子黨”群體和中共八千萬黨員中殘存的最後理想主義者——當然是曾用血海淚滔不止一次淹沒過歷史的共產主義理想。

“太子黨”少年時的經歷決定了他們的理想主義者的宿命。毛澤東以共產主義之神的權威，點燃他們的少年之心，並用他們熾烈燃燒的心，將魔鬼詛咒般邪惡的共產主義理想烙在他們的白骨上。儘管毛澤東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一度把“太子黨”家族逐出權力殿堂，使他們飽經政治賤民的屈辱，但是，烙在白骨上的詛咒卻超越痛苦的經歷，成為他們不變的靈魂表述之一。

不過，對於“太子黨”，有一種比共產主義理想更深刻，也更真實的情感認知：中共政權是父兄留給他們的政治遺產，他們是中共政權的所有權人，所以，他們才得到“紅二代”的高貴稱謂；至於那些被稱為“官二代”的平民出身的官員，只是他們僱傭的“經理人員”或者馬弁保鏢。

二〇一二年，“太子黨”全面主宰中共最高權力意志的最初時刻，就不得不面對一個怵目驚心的事實，即“官二代”幾乎無一例外，全部懷著末日情懷，並以末日的瘋狂，用腐爛入骨的權力，為家族攫取社會財富；千萬貪官污吏猶如漫天蔽野的蝗蟲，貪婪地啃噬中共政權的基礎——“官二代”似乎對這個他們所寄生的政權完全喪失政治信心和政治責任。

基於政權的所有權人的責任感，習近平為權力象徵的“太子黨”發起反貪腐狂飈，試圖用“官二代”的滾滾人頭，平息天下萬民之怨，以挽救天怒人怨的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統治。四年以來，借諸王岐山統率下的高度極權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一種類似於納粹“蓋世太保”式的高效率的政治絞肉機，習近平反貪腐的鋒芒所向，幾乎無堅不摧，無往不利。

不過，反貪腐的勝利並沒有給習近平及其“太子黨”精英智囊以真正的安全感。他們深知，一千五百萬貪官污吏所擁有巨大政治和社會能量，足以造成致命的威脅；現在，這種威脅已經由潛在的危險轉化為現實的存在。

從二〇一六年春寒料峭之時起，就有一份文件在中共黨內悄悄流傳。文件的標題是《習近平同志的嚴重政治錯誤》；其中對習近平的指控主要有下列各項：

其一，違背鄧小平確定要管“一百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大搞以反貪腐為中心，嚴重損害了黨的幹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

其二，紀律檢查委員會淩駕於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之上，專斷獨裁，不受監督，任意整肅幹部，近似封建王朝的錦衣衛，淪為習近平排除異己，培植個人勢力的工具。

其三，為建立習近平個人獨斷專行的制度，違反憲法，設置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等一系列非法機構，破壞了鄧小平確定的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其四，假借反貪腐之名，對各級幹部無情打擊，手段殘忍，株連親友秘書；破壞黨對幹部一貫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仿佛“文化大革命”回潮。

其五，違背鄧小平確定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四面出擊，八方樹敵，使中國在國際政治戰略格局中處於極端被動地位。

這份文件最後要求，將習近平的嚴重政治錯誤提交二〇一六年秋舉行的中共十八大六中全會進行討論，以便為二〇一七年秋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徹底解決習近平的問題凝聚黨內共識。

《習近平同志的嚴重政治錯誤》的起草者只是兩位副部級幹部，但是，習近平深知他們後面聚集著一千五百萬“官二代”。文件中的任何一項指控如果成立，都足以使習近平血濺權力的角鬥場。習近平也完全清楚，該文件的所有指控都不過是藉口；“官二代”真正拼死反對的，只是在權力腐敗問題上他所推行的“只許‘太子黨’放火，不許‘官二代’點燈”的政策——“官二代”希望回到權力腐敗利益均沾的江澤民時代。

西山戰略指揮部實際是一座地下宮殿。除了上面有數百米高的岩石構成的山峰之外，還有兩層鈦合金夾著半米厚的鉛板覆蓋在指揮部頂上；再加上重兵防衛，身處指揮部的會議室中，即使被稱為“撒旦”的俄羅斯核導彈來襲，習近平也會安然無恙。但是，如果“官二代”得到機會，以那份文件為基礎，形成黨內共識，習近平無論躲到哪裡，都不可能找到安全的避風港——他將死無葬身之地。
《習近平同志的嚴重政治錯誤》的複制文本，就擺在習近平和參加會議的每一個人面前，所有的人也都明白這份文件意味著什麽。午夜時分，這次會議再次確認了一年多以前葉選寧就提出的那個戰略原則：“用重大的勝利，解決重大的危機”——二〇一六年秋，至遲不超過二〇一七年夏，即將要最後確定十九大權力分配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動用全部國家能量，迫使台灣同意簽訂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軍事互信協議”和“和平協議”，從而一舉在法律意義上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然後，挾“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強勢勝利，摧毀“官二代”的反撲，政治大危機也將因此轉化為鞏固“太子黨”執政地位的重大機遇。

中共“太子黨”梟雄為渡過內部的政治危機，而把自由台灣置於刀鋒之上，並自以為算無遺策，勝券在握。可是，他們忽略了一個因素，即台灣人民的意志。這個忽略將使中共“太子黨”付出慘重的代價。因為，他們忽略了天意——在自由的社會中，人民的意志即天意。

(袁紅冰 著作《決戰2016》第七章 第二節 摘錄)